公元650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法，为庚寅年、地支寅对应的生肖是虎，这一年是虎年。
要理解这个的由来，需要探究其背后的纪年体系——天干地支、这套系统是中国古代用以纪日、纪月、纪年的方法，由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相配，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俗称六十甲子、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生肖，或称属相，是十二地支的形象化代表、它们与地支一一对应：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只要确定了某年的地支，其对应的生肖便随之明了。
计算公元650年的干支，有一个相对简便的公式、我们可以用公元年份减去3，然后除以60，所得的余数即对应六十甲子中的顺序、若余数为0，则视为60。
具体到公元650年：
(650 - 3) ÷ 60 = 647 ÷ 60 = 10，余数为47。
这意味着650年是六十甲子周期中的第47位、六十甲子从甲子开始，第47位恰好是庚寅、既然地支为寅，那么公元650年便是虎年。
天干庚在五行中属金，所以更为精确的说法是，公元650年是金虎年、金主义，象征着刚毅、果决与变革、出生在这一年的人，被认为兼具虎的勇猛与金的坚韧，性格鲜明，富有正义感与行动力。
当我们确定了650年为庚寅虎年，一个更为生动的历史画卷便在我们面前展开、这一年，正值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唐王朝、当时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他刚刚从其父——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手中接过权柄不满一年、整个帝国尚沉浸在贞观之治的余晖中，国力强盛，四海来朝，但新的政治风云已在悄然酝酿。
对于唐高宗而言，这个虎年是他巩固皇权、试图走出父亲巨大光环的关键时期、朝堂之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贞观旧臣仍有巨大的影响力、李治一方面需要倚重这些元老稳定朝局，另一方面也在培植自己的势力、历史的微妙之处在于，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一位影响了整个唐朝乃至中国历史走向的女性——武则天，正从感业寺被重新迎回宫中、她以惊人的智慧和手腕，在这个充满权力博弈的时代，一步步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庚寅虎年的到来，仿佛也预示着一种王者之气与变革力量正在帝国的心脏地带积聚。
在军事与边疆方面，大唐的铁骑延续着太宗时代的赫赫声威、这一年，唐军在西域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旨在彻底解决西突厥的威胁，将丝绸之路牢牢控制在手、名将阿史那社尔等人正率领大军，与突厥部落展开最后的较量、虎，作为百兽之王，其勇武、征伐的意象，与当时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威震四方的气概形成了奇妙的暗合。
寅虎，在中华文化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勇猛和力量的化身，也被视为镇宅辟邪的神兽、民间常有给孩童穿戴虎头帽、虎头鞋的习俗，便是借虎之威，驱除邪祟，保佑安康、在古代的军事语境中，虎将、虎贲、虎符等词汇，无不与军队的威严和战斗力紧密相连、650年这个虎年，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或许意味着对国家武功昌盛的一种期盼。
生肖文化并非孤立的迷信，它深深植根于古人对时间、自然和生命规律的观察与哲学思考之中、十二生肖代表了十二种不同的年份气质，与五行学说结合，形成了更为复杂和细腻的命运解读体系、庚寅金虎，其金的属性赋予了虎更为锐利和坚定的特质、相较于其他五行的虎，如热情如火的丙寅火虎，或温润如水的壬寅水虎，金虎的形象更为刚猛、决绝，目标明确，不畏艰难。
回望公元650年，那个遥远的庚寅虎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生肖符号、我们看到的是大唐帝国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是唐高宗李治羽翼渐丰的执政初期，是女皇武则天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强大王朝在辽阔疆域上投下的雄浑剪影、生肖，如同一条有趣的文化线索，将冰冷的年份数字与鲜活的历史、人物性格以及文化象征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在探寻公元650年是什么生肖这个问题的也得以一窥那个时代的风貌与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