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乾隆三十六年，须先将其换算为公历纪年、乾隆帝于1736年登基，此为乾隆元年、依此类推，乾隆三十六年即是公元1771年。
1771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为辛卯年、天干为辛，地支为卯、地支卯对应的生肖正是兔、乾隆三十六年是兔年，具体而言，是辛卯兔年。
仅仅知道是兔年，如同观画只见其形，未得其神、辛卯二字，蕴含了那一年的独特气韵、天干辛，五行属金，且为阴金，象征着珠宝、首饰或精细的金属器物，其性内敛、锋利、讲究规矩、地支卯，五行属木，为阴木，代表着花草、藤蔓，其性温和、柔顺、富有生机。
辛金与卯木相遇，构成了金克木的格局、这并非简单的相冲，更像是一种雕琢与约束、辛金如同一把精巧的刻刀，作用于卯木这块良材之上、这一年的基调，便是在一种温和的外表下，潜藏着深刻的变革、冲突与重塑、柔顺的兔子，背负着金之锐气，注定不会是平静无波的一年。
回望历史的画卷，1771年的大清帝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六十岁，执掌帝国权柄三十六年，威望与权力达到了人生的极点、盛世的华袍之下，各种矛盾与挑战亦在暗中滋生、辛卯年的金克木，恰如其分地映照了这一年的历史图景。
这一年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是土尔扈特部的万里东归、这支在伏尔加河下游生活了一个半世纪的蒙古部落，为了摆脱沙皇俄国的压迫，毅然决定回归故土、他们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扶老携幼，赶着牛羊，踏上了艰险无比的东归之路、全程数万里，他们不仅要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还要时刻抵抗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和哈萨克等部落的劫掠。
这场东归，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近十七万人的部落，最终抵达伊犁时，仅剩不到七万人、他们的回归，对于稳固大清西北边疆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乾隆帝对此事极为重视，亲自接见渥巴锡，并妥善安置了归来的部众、他为此事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将这一事件视为其十全武功之外的又一伟大成就。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恰是辛卯年金克木意象的完美诠释、辛金代表着沙俄的压迫、征途的艰险，如同锋利的刀刃；而卯木则是土尔扈特部众顽强的生命力与对故土的深厚眷恋、正是经历了金之克，卯木的坚韧才得以彰显，最终完成了这场悲壮而伟大的迁徙、这只兔子，在1771年，用血与火的足迹，丈量了亚欧大陆的广袤。
在帝国的另一端，文化领域也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工程、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正式开始、而其前奏，即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集图书的工作，在乾隆三十六年前后已然展开、这场以寓禁于征为目的的文化运动，一方面保存了大量古代典籍，另一方面也对被认为悖逆的思想进行了清洗、辛金的规矩与裁决之力，在这一文化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卯木所代表的繁茂而驳杂的民间思想与著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梳理与雕琢。
当我们再次审视乾隆三十六年是什么生肖这个问题时，答案已远不止一个兔字、它是辛卯金兔，一只在盛世光环下，经历着内部雕琢与外部挑战的兔子、这一年，帝国的版图因土尔扈特的回归而更显完整，西北边疆的战略格局被重新定义；帝国的思想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由上至下的系统性整理。
柔和的兔之本性，与锐利的金之克伐，共同交织成了1771年的时代底色、它既有盛世的辉煌，又暗含着转折的机锋、这只来自历史深处的兔子，身上既有玉兔捣药的祥和之气，又带着金戈铁马的铿锵回响、它告诉我们，即便是最温和的生肖年份，在特定的历史坐标与干支组合下，也可能上演最为波澜壮阔的人间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