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现今天文学界公认的88个星座，其最终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跨越数千年、融汇了古人想象与近代科学严谨性的漫长旅程、我们今日所见的星空版图，其最终定稿是在公元1928年，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以一种近乎立法的方式，为整个天球“划片分区”，才算尘埃落定。
要理解这88个星座的由来，必须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星空的篇章最早由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巴比伦人书写、他们出于农耕、占卜和计时的需要，将夜空中一些明亮的恒星组合起来，赋予其神话形象，黄道十二宫便是他们最杰出的创造之一、这些古老的星座知识，如同文明的火种，向西传播到了古希腊。
古希腊人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巴比伦的天文学、他们以自己丰富的神话体系，重新命名和想象了星空格局、公元2世纪，集古希腊天文学大成的学者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他的巨著《天文学大成》（Almagest）中，系统整理并记录了48个星座、这48个星座，被后世称为“托勒密星座”或“古典星座”，它们覆盖了当时地中海地区居民所能观测到的绝大部分北天和部分南天区域，构成了现代星座体系的古老核心、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大熊座、猎户座、天蝎座等，都名列其中。
托勒密的星表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西方天文学的权威标准、这份星图并非完整、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托勒密和所有古代欧洲的观测者一样，无法看到南纬更高区域的星空、南天的星辰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片永远隐藏在地平线之下的未知画卷。
改变这一切的是15世纪末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们驾船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驶向印度洋和更远的未知水域、当他们进入南半球时，一片前所未见的璀璨星空展现在眼前、水手们需要新的星辰来导航，天文学家们则渴望填补这片天图上的空白。
16世纪末，荷兰航海家彼得·德克·凯泽（Pieter Dirkszoon Keyser）和弗雷德里克·德·豪特曼（Frederick de Houtman）在远航途中，对南天星空进行了系统性的观测，记录下了许多新的星座、他们的成果由天文学家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etrus Plancius）和约翰·拜耳（Johann Bayer）整理并公布于世、这批新增的星座充满了时代气息，它们多以航海家们在异域看到的珍禽异兽命名，如杜鹃座、飞鱼座、变色龙座等，为星空增添了浓郁的博物学色彩。
随后的几个世纪，天文学家们继续在这片“新大陆”上进行着勘探与划分、波兰天文学家约翰·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增补了数个星座，以填补托勒密星座之间的空隙、而18世纪法国天文学家尼古拉·路易·德·拉卡伊（Nicolas-Louis de Lacaille）的贡献尤为卓著、他在南非好望角进行了大量的观测，一口气划分了14个新星座、与前辈们不同，拉卡伊的命名充满了科学启蒙时代的精神，他用当时新发明的科学仪器来命名星座，如望远镜座、显微镜座、唧筒座等，这标志着星座的命名由神话时代向科学时代过渡。
到了19世纪末，天空已变得相当“拥挤”、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绘制的星图上，星座的数量、名称和边界各不相同，存在着大量的重叠与混淆、同一个星区，可能被这位天文学家划归此星座，又被另一位划归彼星座，甚至有些星座的形象和名称也存在多个版本、这种“群星乱象”严重阻碍了天文学的国际交流与发展。
为了终结这种混乱，建立一套全球统一的、标准化的天文学语言，新成立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在1922年决定将“天空标准化”作为一项核心任务、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旨在为全天88个星座划定明确的边界。
这项艰巨的任务主要由比利时天文学家欧仁·德尔波特（Eugène Delporte）负责、他依据1875年天体坐标的赤经和赤纬线，用精确的直线段（部分为弧线）在天球上为每一个星座划分了明确的疆域、这项工作历时数年，最终在1928年的IAU大会上获得通过，并于1930年正式公布了完整的星座边界图。
从此，星座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几颗亮星勾勒出的想象图形，而是天球上一块块边界分明、权责清晰的“领地”、全天被精确地分割为88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对应一个星座、这意味着，天空中的任何一个点，无论是一颗恒星、一个星云，还是一片看似空无一物的区域，都唯一地属于某一个星座、这份名单融合了托勒密的48个古典星座、大航海时代以来增补的南天星座，以及一些为填补空隙而设的近代星座，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88星座体系、每一颗星辰，无论明暗，都有了其独一无二的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