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公元838年，于华夏天干地支纪年法中，乃戊戌狗年、此年岁次为戊戌，天干属戊，地支为戌，五行纳音属平地木，生肖则为犬，俗称狗年。
干支纪年与戊戌之解
中国的纪年体系，并非单纯以数字递增，而是以天干与地支相配，构成一个六十年的循环，谓之一甲子、天干有十，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又各与一种动物相配，便成了我们熟知的十二生肖。
公元838年，其干支为戊戌。
天干之戊，位列第五，五行属土，其性为阳，故称阳土、戊土之象，如城墙堤防、高山峻岭，坚固厚重，承载万物、其德在于中正、笃实、守信、秉戊土之气者，往往为人沉稳，讲求信用，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但有时也易显固执，缺乏灵动。
地支之戌，位列第十一，对应生肖为狗、戌时为黄昏日落之时（晚七时至九时），万物入静，家犬守门，故以犬为征、戌亦属土，为燥土，内藏火库、犬之天性，以忠诚、警觉、仗义著称、属狗之人，多怀忠义之心，处事公正，勤勉尽责，能为亲友两肋插刀、其性情亦有急躁、好辩的一面，对认定之事，寸步不让。
戊戌相合，乃是阳土与燥土叠加，土性极重、这一年的生人，可谓土之骄子、其性格中，狗的忠诚与戊土的信实相得益彰，形成一种坚不可摧的品格、他们为人踏实，责任感极强，是值得信赖的伙伴与朋友、在困境中，他们能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耐力与坚持、双重土性也可能使其思想保守，不善变通，有时会因过于固执而错失良机、他们内心正直，却不擅言辞，宁可以行动证明，也不愿花言巧语。
公元838年之世相
将目光从历法移向历史的长河，公元838年的世界，正处在各自的兴衰轨迹之中。
于中华大地，此时正值唐朝晚期，在位者为唐文宗李昂、文宗虽有志于中兴，意图铲除专权的宦官势力，却在三年前（公元835年）经历了甘露之变的惨痛失败、此变之后，宦官气焰更为嚣张，朝政大权旁落，皇帝形同傀儡、公元838年，大唐的政治气候可谓阴云密布，昔日开元盛世的万丈光芒，已然黯淡、朝堂之上，党争与宦官专权交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帝国的根基正在被悄然侵蚀、这一年，对于大唐而言，是一个在压抑与无奈中缓慢前行的戊戌狗年。
而在东瀛日本，则处于平安时代、这一年，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物正启程前往大唐、他便是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円仁）、圆仁法师作为最后的遣唐使团队的一员，于公元838年七月抵达唐土扬州、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求取佛法真经、此后数年，他遍访唐朝名山古刹，深入了解唐代社会风俗、宗教文化，并将其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汇成不朽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日记，不仅是佛教史上的瑰宝，更为我们今天研究晚唐社会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细致入微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市井生活、经济状况与宗教生态、从这个角度看，公元838年又是一个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铭记的年份。
放眼更广阔的世界，西亚的阿拔斯王朝正值盛年，其都城巴格达是世界级的学术与商业中心、欧洲大陆上，查理曼帝国分裂后的余波仍在动荡，维京人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欧洲各地的海岸线上、世界各文明，正沿着各自的脉络，上演着不同的悲欢离合。
犬于华夏文化之寓意
生肖文化根植于华夏农耕文明的土壤，十二种动物的选择，皆与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犬，作为六畜之一，是人类最早驯化的伙伴之一、其在文化中的形象，丰富而立体。
最核心的意象，是忠、犬马之劳一词，便用以形容臣子对君主、晚辈对长辈的赤胆忠心与竭力奔走、它象征着一种不求回报的奉献与守护、家犬守卫门户，防范宵小，是家庭安宁的守护者、这种守护的本能，延伸为一种道义上的忠诚。
犬亦是警觉与敏锐的象征、古人以鸡鸣狗吠来形容乡野的宁静与生机，狗吠声是打破寂静的警报，是村庄的天然防线。
神话传说中，犬的形象同样鲜明、譬如二郎神杨戬座下的神兽哮天犬，它不仅是主人的得力战将，更是忠诚不二的伙伴，上天入地，协同作战。
语言中也不乏对犬的贬义用法，如狼心狗肺、狗仗人势，多用以比喻品行不端之人、这反映了语言的复杂性，同一物象，在不同语境下，可以承载截然相反的道德评价、这些成语的存在，恰恰从反面印证了人们对犬所代表的忠诚、良善等品质的高度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