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公元653年之生肖，当追溯至中华之干支纪年法、此法以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相配，构成六十个组合，循环往复，以纪年、月、日、时、此六十组合，俗称六十甲子。
生肖，即属相，由十二地支所定、每一地支对应一种动物，顺序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欲知653年之生肖，必先确定其干支年份。
推算干支年份，有简易之法、以公元纪年减去3，所得之数除以60，其余数便对应着六十甲子表中的顺序、以653年为例：
(653 - 3) ÷ 60 = 650 ÷ 60 = 10，余50。
这个余数50，便是其在六十甲子周期中的位置、我们从甲子（1）开始数，第50位即是癸亥、天干为癸，地支为亥、既然地支为亥，对应十二生肖之末位，故公元653年，乃是猪年、具体而言，是癸亥猪年。
癸，五行属水，且为阴水，如溪流、雨露，细腻而渗透、亥，其本身五行亦属水，且为十二地支之终、癸亥相合，水势颇旺，乃水猪之年、古人认为，水主流动、智慧与变化，癸亥之年，往往意味着表面平静之下，暗流涌动，隐藏着深刻的变革与权谋、这一年的历史，恰恰印证了这种特质。
公元653年，正值大唐盛世，在位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年号为永徽四年、此时的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承袭着贞观之治的余晖、帝国的政治核心，却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这场风暴的中心，便是日后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永徽四年，对于唐高宗的后宫和整个朝堂而言，是极为关键的一年、此时的武昭仪（武则天）正备受高宗宠爱，但皇后之位仍由王皇后占据，后宫之中还有萧淑妃与其争宠、王皇后与萧淑妃为联手对抗武昭仪，常常在高宗面前数其不是、这一切并未动摇武则天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她深知，要巩固自己的位置，乃至问鼎后位，必须扫清前朝的政治障碍。
恰在这一年，爆发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房遗爱谋反案、房遗爱是开国名相房玄龄之子，亦是唐太宗之女高阳公主的驸马、此案牵连甚广，涉及皇室宗亲、开国元勋之后多人，包括薛万彻、柴令武以及荆王李元景等、案件的起因错综复杂，既有他们对长孙无忌等辅政大臣专权的怨怼，也有个人政治野心的膨胀。
朝廷对此案的审理，由长孙无忌亲自主持、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亲舅舅，也是贞观名臣之首，权倾朝野、他利用这次机会，大兴诏狱，不仅将房遗爱、高阳公主等人赐死，更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了自己的政敌、吴王李恪，作为唐太宗的儿子，英武贤明，素有声望，一直被长孙无忌视为潜在的皇位威胁、在此案中，长孙无忌借机罗织罪名，将吴王李恪牵连进去，最终迫其自尽、李恪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此言竟一语成谶。
这场政治清洗，使得关陇集团内部的元老重臣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为唐高宗和武则天后续的权力集中扫清了道路、表面上看，这是长孙无忌在巩固自己的权势，但从结果来看，最大的受益者却是正在后宫步步为营的武则天、旧的贵族势力被削弱，为她日后废王立后，乃至垂帘听政，铺就了血染的阶石。
653癸亥猪年，虽属相为猪，象征着敦厚、富足与安乐，但其年份的历史底色却是冰冷而诡谲的、正如癸亥之水，表面看似波澜不惊，水面之下却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与生死搏杀、永徽四年的这场风波，深刻地改变了唐朝初年的政治格局，是唐高宗时代从继承走向转折的关键点。
从生肖文化本身来看，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十二生肖的收官之神，象征着一个周期的圆满、汉字家，其下部就是豕，即猪，意味着有猪的居所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体现了农耕文明中猪对于财富和家庭的重要性、猪的形象通常与憨厚、诚实、与世无争联系在一起，被视为福气的象征、人们常说肥猪拱门，寓意着财富自来。
将653年的历史风云与猪的生肖寓意对比，会发现一种强烈的反差、本应是安稳、积累财富的年份，却上演了帝国最高层级的残酷斗争、这或许也揭示了历史的一种复杂性：任何一个时间切片，都同时包含着宏大的叙事与个体的命运，既有文化符号的美好期盼，也有现实政治的冷酷无情、癸亥年的水性特质，其变化莫测、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力量，似乎比猪的温厚更能诠释那个时代的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