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长安城内百业兴旺，坊间巷里，男女婚嫁之事，乃是维系家族血脉与社会伦理的头等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固然是金科玉律，但在这背后，一套复杂而神秘的术数系统，为姻缘的缔结提供了来自天地鬼神的“天意”参考、唐人算姻缘，并非单一法门，而是多种术法并行，上至皇室贵胄，下至贩夫走卒，皆深信不疑。
论及唐代合婚之法，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当属“纳音合婚”、此法并非唐代首创，却在唐时蔚然成风、其核心在于将六十甲子两两配对，生成三十种独特的“纳音五行”、譬如甲子、乙丑为“海中金”，丙寅、丁卯为“炉中火”、算姻缘时，媒人或算命先生会将男女双方的生年干支取出，查找其对应的纳音五行、五行相生则为吉，如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则为凶，如火克金，金克木、若男女纳音五行相生或比和（同为一类五行），则被认为是良配，寓意婚后和谐美满，家族兴旺、反之，若纳音相克，则被视为不祥，常有“金火夫妻克六亲”、“水土夫妇不久长”之类的断语，足以让一桩看似门当户对的亲事告吹、这种方法简单直观，仅凭生年即可判断，故在民间极具市场。
随着术数的发展，一种更为精密的推算体系开始崭露头角，这便是后世八字命理学的雏形、唐代命理大家李虚中，被誉为八字宗师，他创新性地将推算个人命运的重点从单纯的生年纳音，扩展到了年月日三柱干支、他认为，年为根，月为苗，日为花、通过分析年月日三柱干支的五行生克制化，可以更细致地描摹一个人的性情、运势与六亲关系、在姻缘推算上，虽然时辰（第四柱）的应用尚未普及，但仅凭“三柱”推演，已能看出许多端倪、比如，通过日柱干支（日干代表命主自己，日支代表夫妻宫），可以窥探未来婚姻的品质、若男女双方的日柱干支能够形成天地相合的格局，或是双方命局中的五行能够互补、喜用神通，便被认为是天作之合、李虚中的理论，将婚配的吉凶判断，从简单的纳音生克，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立体和动态的层面。
除了以生辰为基准的命理推算，古老的卜筮之术在唐代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一桩婚事悬而未决，或是在几个提亲对象中难以抉择时，人们会求助于卜筮、最常见的便是用蓍草或铜钱起卦，依据《周易》的卦辞、爻辞来寻求启示、卜者会根据求问之事，结合所得卦象进行解读、例如，若得《咸》卦，象曰“山上有泽”，象征少男少女相互感应，多为吉兆、若得《归妹》卦，则需谨慎，因其有“归妹以娣，跛能履”之辞，可能预示着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或波折、卜筮的结果往往被视为神明的直接意志，其一言一行，足以左右婚事之成败。
大唐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来自天竺、波斯的占星术也随之传入，并与中国本土的星象观念融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七政四余”占星体系、此术以人的出生时刻天上的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政）以及罗睺、计都、月孛、紫气（四余）等星曜的位置来推断命运、在合婚方面，占星家会制作男女双方的星盘，通过比较两人命宫、夫妻宫以及关键星曜的落点与相位关系，来判断彼此的缘分深浅与婚后运势、比如，若女方星盘中的太阳（象征丈夫）与男方星盘中的月亮（象征妻子）形成和谐相位，则被视为佳偶、这种方法技术门槛高，计算复杂，多在知识阶分子与达官显贵中流传。
在市井乡间，一些更直观的相术也广受欢迎、相士通过观察男女双方的面相、手相甚至骨相，来判断其姻缘福分、所谓“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为福相，若男女皆具此相，则被认为夫妻和顺，家业兴旺、女子的鼻梁被看作是“夫星”，宜挺直饱满；男子的眉眼则关乎气概与担当、相士会仔细端详，口中念念有词，道出一番关于夫妻、子女、财运的论断、虽缺乏严谨的理论支撑，但其形象生动的解读，往往能给求问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暗示。
与相术类似的，还有测字一术、求问者心中想着婚嫁之事，随手写下一个字，或报出一个字、测字先生便会将此字拆解、组合，或根据其笔画、形态、谐音，结合求问者的神情气色，来阐发一番道理、一个“好”字，可解为“女子”成双，是良缘；一个“安”字，可视为“家中有女”，亦是吉兆、这种方法的灵活性极强，全凭测字先生的学识、经验与临场应变，充满了神秘的即兴色彩。
